原文：私人辅导师James Leong
根据日行一善理事会（SKM）民调，每四位青年中就有一位因为害臊尴尬，而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表达善意。这个介于15岁-24岁的青年群体，会认为伸出援手的行为一旦被社交媒体广传，会令他们看起来相当愚蠢，或担心被别人嘲笑。
我可以预见可能网民会指责这些青年，行善理应无私怎么还要在意自己；又或者也指责那些被帮助的人也太过固执或自以为是。
你看，我们新加坡人非常喜欢数字，因为量化的数字能慰籍我们对不稳定和“怕输”心态的焦虑。甚至于乎它是毋庸置疑的、能起到左右制定政策的作用。
所以，即便日行一善理事会感觉良好的民调也会引起些许不适，是很正常的，之后就有责难、然后还要发展出我们的一套理论，来让情况合理化。
我也是感到难辞其咎的人之一。我在翻阅该篇研究时发现了研究中的漏洞。为什么问卷内并不含族群的选项？研究对象的家庭入息呢？研究对象的教育程度又如何？我顶着这些疑问，甚至寄信到日行一善秘书长Dr William Wan要求他为此提供解释，因为这很可能表示社会上隐性阶层分裂的现象。
我想，这些遗失的信息，或许能揭示在帮助较不幸者时感到的羞愧，其实是因为我们对自身享有的优势感到不适。
两日后我看见一件简单但具震撼的事情，或许此刻所有的调查结果、辅导理论或经济社会现象看似多余。
那是一个周三下午，当天天气恶劣，我看见一个老人在惹兰勿刹上行走，他手上并没有任何雨具。他为了不被雨淋湿，步履蹒跚往熟食中心前去，走在他身边是一名东南亚外籍客工，他一手撑伞一手拿着施工材料。老人向他点点头，而工人本能地就和老人一起共用雨伞，直到他们到达遮雨棚下才各自散开。
当下不需要任何语言，也没有所谓的社会阶级，也没有出现任何研究民调上提到的羞愧心态。该名工人仅仅看到需要，他也仅仅向需要帮忙的人回应，不用任何言语询问。
或许我应该重新向William Wan提出疑问，到底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究竟有什么我们不想他人看到的恐惧？甚至于，新加坡日行一善理事会的存在，对我们而言又说明了什么？
诺贝尔奖项得主居里夫人曾说，“每个人都要致力自我提升，与此同时对全人类负起责任。”
作者James Leong 目前是 Listen Without Prejudice的私人辅导员，协助面临焦虑症和恐惧症的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