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善行不再具感染力

当善行不再具感染力

原文:私人辅导师James Leong

根据日行一善理事会(SKM)民调,每四位青年中就有一位因为害臊尴尬,而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表达善意。这个介于15岁-24岁的青年群体,会认为伸出援手的行为一旦被社交媒体广传,会令他们看起来相当愚蠢,或担心被别人嘲笑。

我可以预见可能网民会指责这些青年,行善理应无私怎么还要在意自己;又或者也指责那些被帮助的人也太过固执或自以为是。

你看,我们新加坡人非常喜欢数字,因为量化的数字能慰籍我们对不稳定和“怕输”心态的焦虑。甚至于乎它是毋庸置疑的、能起到左右制定政策的作用。

所以,即便日行一善理事会感觉良好的民调也会引起些许不适,是很正常的,之后就有责难、然后还要发展出我们的一套理论,来让情况合理化。

我也是感到难辞其咎的人之一。我在翻阅该篇研究时发现了研究中的漏洞。为什么问卷内并不含族群的选项?研究对象的家庭入息呢?研究对象的教育程度又如何?我顶着这些疑问,甚至寄信到日行一善秘书长Dr William Wan要求他为此提供解释,因为这很可能表示社会上隐性阶层分裂的现象。

我想,这些遗失的信息,或许能揭示在帮助较不幸者时感到的羞愧,其实是因为我们对自身享有的优势感到不适。

两日后我看见一件简单但具震撼的事情,或许此刻所有的调查结果、辅导理论或经济社会现象看似多余。

那是一个周三下午,当天天气恶劣,我看见一个老人在惹兰勿刹上行走,他手上并没有任何雨具。他为了不被雨淋湿,步履蹒跚往熟食中心前去,走在他身边是一名东南亚外籍客工,他一手撑伞一手拿着施工材料。老人向他点点头,而工人本能地就和老人一起共用雨伞,直到他们到达遮雨棚下才各自散开。

当下不需要任何语言,也没有所谓的社会阶级,也没有出现任何研究民调上提到的羞愧心态。该名工人仅仅看到需要,他也仅仅向需要帮忙的人回应,不用任何言语询问。

或许我应该重新向William Wan提出疑问,到底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究竟有什么我们不想他人看到的恐惧?甚至于,新加坡日行一善理事会的存在,对我们而言又说明了什么?

诺贝尔奖项得主居里夫人曾说,“每个人都要致力自我提升,与此同时对全人类负起责任。”

作者James Leong 目前是 Listen Without Prejudice的私人辅导员,协助面临焦虑症和恐惧症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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