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15 May 2019

大华银行（UOB）被指参与资助一家私人公司，在邻国马来西亚砂拉越姆鲁山国家公园附近进行破坏，开发油棕园以满足西方消费者的需求。 此消息是由布诺曼梳基金会（Bruno Manser Fonds）于脸书公开一部名为《争取守护姆鲁山》（原名：The Mulu Land Grab）而曝光。 布诺曼梳基金会是瑞士非政府组织，旨在捍卫热带雨林与当地原住民的权益。 该地是姆鲁山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也是部分稀有物种的栖息地。由于姆鲁山国家公园的特殊地理位置与有着相当多元的花草树木，该国家公园含附近的地域于2000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除了丰富的野生生态，姆鲁山国家公园亦是当地原住民本南族（Penan）与柏拉旺族（Berawan）世代所生活的家，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与主要粮食均源于那片森林。 “这片森林之所以对我们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本南人本就依靠他生活。我们会在这取药，我们会把西米椰子当作粮食；同时，我们会取藤树做手工艺维持生活。如果森林被破坏了，等同于破坏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与寻找粮食的途径，这攸关我们的生活与财产。”一名本南村的居民，罗瑟蒂说道。 指公司涉使用有害农药…

马来西亚国会在来临的7月份，将推行面对三大改革，包括增设部门日、首相问答时间，并准备通过国会服务法令。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表示，目前的国会过于“浪费资源”，每次开始国会，28名部长无论有无关系都要出席待命，以便随时回答问题。而且，他补充，每次部长出席议会，部门内的相关官员都要劳师动众跟随到国会来，为朝野议员和民众提供最新的资讯。 拒绝“浪费资源” 他指出，目前计划在7月份的国会中推行“部门日”，即在指定的日子进行专司部门的提问以及总结部门法案，例如星期一是财政部或国防部，星期二是其他部门，那么财政或国防部在星期二至星期四可以回到自己的部门和选区办公，相关部门的官员也无需跟随。 “部长不‘当值’的时候就无须出席国会，英国在多年前已经实践此制度，例如今天在针对国防部的提问，15道问题都由部长亲自回答；我们希望可以再7月落实这项措施。” 他分析到，国会每周有4天会议，若将28个部门平均分配，一天就会有7各部门，国会就会把相关部门的问题安排在那一天。部长问答（MQT）时间上，必须是由部长亲自回答，其他环节的提问则可以授权给副部长代回答。 维护知情权 杜绝假新闻 倪可敏指该国国会目前有部长问答时间，但是没有首相问答时间（Prime Minister Time），所以在来临的国会将会设置30分钟的首相问答时间。 这段时间中，首相将亲自到国会回答当周的人民课题，不能授权给副首相代答。媒体和国营电台将会进行直播，以便体现希盟政府施政的透明度，也可以杜绝假新闻。…

社交通讯软件WhatsApp公司在周一（13日）证实遭骇客入侵，骇客利用WhatsApp的语音通话功能置入监控软件，至今未知有多少人受影响。 WhatsApp在全球有15亿用户，该公司已呼吁用户立即更新程式。 据《金融时报》报导，攻击软件是由以色列软件制造商NSO集团开发，该公司的旗舰软体“Pegasus”可透过麦克风及摄影机，从目标装置搜集个人资料。 NSO集团的软件被指多次被利用来针对记者、律师、维权人士和异议分子。 即使用家不接电话，软件也会被自动安装，且电话纪录亦会被删除，意味骇客可在用户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入侵手机，进行监控。 WhatsApp的安全团队月初发现漏洞，增强语音通话的保安措施，并在上周推出修补程式，周一再敦促用户更新。 WhatsApp也针对被骇事件，通报人权组织和美国司法部。 至于NSO集团则回应，该公司的技术仅授权政府用于打击犯罪和恐怖活动，指该公司不会自行操作该系统来针对个人或机构，若警调查发现不当使用会采取行动，甚至关闭有关系统。 国际特赦组织其中一名职员在去年也申诉遭有关软件监控，该组织表示有意参与法律援助以对以色列国防部施压，要求吊销NSO集团出口执照。    

香港多年来身陷公屋严重短缺问题，近年来因地域、历史与经济方面条件相似，更向我国看齐，多次向我国的公共组屋（HDB）体制取经。 然而，香港大学客座教授邝健铭早前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表示，香港不能照抄新加坡的模式，因为狮城房屋能成功应付增长人口，绝不仅仅是增加土地空间那么简单。 他认为，新加坡之所能够成功建制组屋系统是更多是赖于新加坡于60-70年代时代的已故总理李光耀实行独立的主权国家，而香港则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两者之间有诸多差异，故要强行照搬公共组屋模式，只会东施效颦。 而学者刘浩典教授与作者李欣（译音） 日前于南华早报发表文章，针对邝健铭教授的言论作出解释，认为大部分的新填海土地适用于建立机场、工业园、码头与休闲场所，仅小部分的土地是用于组屋计划。 刘浩典教授也是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前副院长，曾在新加坡公共领域服务，包括担任财政部财务政策主任。李欣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 我国组屋政策始于50年代末，由已故总理李光耀于1959年到1990年推行的政策，当时因房屋短缺问题，而造成在市中心的棚屋区过度拥挤。据文章指出，约50万人面临住宿问题，而约40万人需从市中心搬出去。 当时英国政府设立了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T）解决问题，但仅规划在32年内建立23万间组屋。而人民行动党当选执政后，将新加坡改良信托局改为建屋发展局（HDB），以建造公共廉价房屋，安顿人民。 以强权实施政策 文章也指出，表面上，我国与香港有众多相似之处，但组屋计划成功的背后，包含着香港无法想象的土地改革与财富再分配课题。 作者认为，纵观新加坡的自主权，一向奉行强政府，弱社会的制度，不管是增进社会福利或是推行一项政策模式，从生意市场到劳动市场、土地业权、地产发展商或任何涉及金融财政的领域皆有政府掌握控制，而人民接受政府说法，认为政策的推行将有利于他们的生活。 为有效达到改善，建屋发展局接管组屋系统的管理，从规划、设计、发展到定期维修，皆由该局一手包办。建屋发展局以提供城外更多廉价房屋为首要目标，自1960年起建立了逾50万套住房来解决住宿短缺问题，并超标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