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于今日在国会进行二读辩论。工人党前党魁暨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刘程强直言，对政府提呈有关草案感到“非常失望和惊讶”。
刘程强表态工人党反对上述《防假消息法》，“虽然我们认同有必要立法对付网络假消息，避免破坏现有政治体系和多元种族和谐，或影响选举结果。也应强制网络公司撤下可造成社会分裂的言论。”
但他指出，政府提呈该法案，不仅是为应付上述挑战，其背后动机，乃是为了对社交媒体的批评者起阻吓作用。“政府只要选择性处罚一些初犯者，就能达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令人不寒而栗，造成言论自我审查。”
他不违言，这是为保护执政党，进行政治垄断的政策目标。
他也不认同律政部长尚穆根的解释，指出其他法令中赋予政府的权限，仅针对网站或公司，但是《防假消息法》枪口却针对个人在社交媒体发表的言论，令人担忧。
网络和社媒乃平民论政、问责之空间
他认为，网络假消息固然为社会管理带来新挑战，需要有新策略应对，然而不应忽略，市井小民讨论政治，已不局限于咖啡店，网络和社交媒体也是论政和问责政府的平台，这是科技进步为民主带来的正面发展。
他说，如今人民若对政府和政治人物质疑，不必躲在街头巷尾窃窃私语，已走出过去内安法令下，部长决定就可未审讯扣留的白色恐怖，这是我国迈向开放民主的一大步。
民众可以透过网络监督政府和反映对政策的意见，政府和人民可直接沟通和回应，知晓人民的需要，有助改善民生。”民意体现已不仅限于选举时，能善用网络平台的政府，更能推出体恤民情合民意的政策。
工人党表示，无法接受把人民论政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交给部长裁决。他列举工人党反对《防假消息法》的原因包括：第一，法案让部长拥有绝对的权力判断什么是假信息，并决定采取什么行动。这就像在一场球赛中，让部长同时扮演球员和裁判的角色。
“李显龙总理近日指出，科技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让仇恨言论和假新闻非常容易散播，也让恶意人士更容易操纵观点，甚至影响选举。但我们怎么能肯定，执政党的部长就不会为了赢得选举，而操纵观点和散播假信息？
虽然法案规定在大选时部长必需委任一名政府官员来替代部长执行任务，在表面上看来是避免利益冲突。但又有谁能确保这位由部长所委任的政府官员不会为了自己和部长的利益而做出有损公众利益的事？”
“部长应向法官证明消息真伪”
再者，刘程强也认为，法案虽然规定涉事者可以对部长的裁决向法庭上诉，但对一般没有政府那样有整个总检察署资源的普通小市民，和政府打官司，无异于以卵击石。
他表示，工人党建议，部长应先向法庭投诉，向法官证明某网络消息乃假新闻，由法官作判断。
法案对于假新闻的定义过于模糊，误导性和虚假界限要怎么划分？“其实，政府根本没有兴趣在这方面做深入的探讨，它只是要人民把权力交给它，由它来做决定。”
刘程强指出：
法案在国会提出后，面对诸多反对的声浪，政府为了争取支持，不得不对什么才算是假信息做了一些说明。政府也不断要人民相信，他们只是针对假信息，而不是个人意见。可是，在这方面，我对政府没有信心。
在法案真正实施后，政府所呈现的又会是个怎么样的嘴脸呢？举个例子，如果我说政府推出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配套是为了买选票，这算是信息还是意见？
现代版“文字狱”？
再者，他认为部长可利用法案内假消息的广泛定义条文，根据需要对有关文字是信息还是意见做出选择性的诠释，例如，“老一辈的新加坡人无法接受一个非华人的总理”这样的话，如果是部长自己或者其支持者所说的，部长可以解说那是个人意见。
“但是如果在社交媒体上说这种话的是部长的政治对手，部长也可以说散布这样的假信息会造成族群对立，甚至引发冲突，危害国家安全而要求说这个话的人同时刊登政府认为才是对的话，要不然就惩罚他。这等于是现代版本的“文字狱”。”
刘程强不忘警惕，政府曲解法案的条文来对付眼中钉的事件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例如防止骚扰法案当时在国会通过时原本只是为了保护个人。但在几年前，政府却企图利用这个法案把政府部门也列为被保护的对象。
它指的是过去国防部曾企图用曾企图援引《防止骚扰法》，来对付指控国防部侵权的陈崇铭医生和采访者《网络公民》。
刘程强也强调，培养一个社会对假信息真正有免疫力的正确途径，是公民教育和培养一般民众对网络信息探求事实的习惯，不轻易相信网络消息，对来自网络的挑衅和“大新闻”不随意反应。
孙雪玲：质疑建国、立国一代配套“买选票” 乃小人心度君子腹
不过，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孙雪玲，则驳斥刘程强，指后者质疑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配套乃是“买选票”，似乎有些“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并敦促后者在国会庄严场合，不必使用如此极端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