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语言历史学者陈丹枫，认为坚持在公共地点使用四大官方语言的告示，乃是因为语言触及狮城所有国人的生活，也是确保我国不会失去多元语言特色的有效方法之一。当全球许多国家的语言也越趋多样化，我国应当反思是否值得反其道而行，走向语言同质化。
在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他提到使用四种语言的告示，具有务实和象征意义的考量，即认可这些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为不谙英语或仅通晓母语的国人服务，以及展现国人信守国家原则的坚持。
《海时》昨日（18日）报导，在国内36个重要纪念碑、旅游景点和公共机构，至少有40巴仙并没有展示所有四大官方语言：中文、英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
而我国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上月则提到，一些公共告示或牌匾，省略掉了部分官方语言，显示我国在语言的使用上越趋单元化。例如，在樟宜海滩纪念二战“肃清”大屠杀历史的石牌上原有四种语言，但如今已被替换成只有英语简介的纪念碑。
文化同质的新加坡“非常不有趣”
杨荣文认为，这形同“刻意削砍掉我们的文化基因，否定我们自身的强项和宝贵遗产。”，文化同质化的新加坡将会是“非常不有趣”的新加坡。
官方机构重设四语告示牌
《海峡时报》也报导，一些官方机构也正重新恢复在公共场合的四种语言告示，例如樟宜机场的第二和第四航空楼都有四种语言和日语告示，惟第一和第三航空楼则没有淡米尔文告示。
新加坡旅游局也把位于牛车水、滨海桥和亚佛路一带的指路牌加入淡米尔文。
也是这篇报导中受访者之一的陈丹枫，在脸书则上载针对记者提问的完整回答，其中他提到，当中国油画家陈丹青在20914年到访我国，在“母语与母国”讲座上发言时，曾形容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可用“奢侈”来形容。
国人“挥霍”多元语言遗产
这个形容词代表着我国拥有丰富多元的语言，但与此同时，国民又像是在挥霍浪费这宝贵的无形遗产。事实上，虽然有者也担心我国现今的母语发展状态，但研究表明早期新加坡展现丰富多元语言的历史，以及在地居民通晓多语的本质。
但陈丹枫也指出，今日在国内，不管是在人潮聚集的旅游区、巴刹还是组屋底层，那里的公共告示牌上，英语成为了主导语言。他很关注这个现象，就连他的两个孩子会注意到这些英语文字并大声朗读，他则很痛苦地让他们注意到中文字的存在，而这些有母语的告示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他强调，在公共告示上使用何种语言，都会务实和象征性的考量，特别是让年轻一代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多接触他们的母语，肯定这些“活用”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有助于国人学习并传承对母语的掌握。”
另一个务实因素，就是要为不谙英语的国人，或者因缺乏其他官方语言告示，而感到不便的人服务。政府在推广建国一代配套以及宣传非典型肺炎的防范上，运用多元语言，就表示这类群体的人口仍可观。
通晓多语只有好处没害处
“再者，无论是在外交或经商，即使是最顽固的实用主义者，也无法勾人多元语言对于一个国家或国民，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我国四大官方语言的地位，都在新加坡宪法和新加坡国家信约中阐明。在象征意义层面，在公共告示展示四大语言，乃是国人致力于信守国家基本原则的表现。
他也不认同，政府担心翻译谬误遭来指责，就省略掉四大语言在公共告示上的存在，反之如果它具有上述重要的务实和象征性意义，就有必要投入必要资源把它做好、并减少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