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前副院长刘浩典教授，指出新加坡的精英主义，通常不是因为“成功新加坡人缺乏同情心”，或社会开支不足，反之，更多是源于“非常精英化”的政府政策和决策过程。
针对学者李秀萍和前政府投资公司经济师杨南强，提及现有对低收入群体支援不足、小贩面对压力的情况，刘浩典于上周五再次撰文，提醒精英化的政府政策，透过三大方面展现：
其一，家长式作风，认为所有人只要遵守新加坡精英们的设想去做，社会就会变得美好。
二，社会工程：自以为政府可以打造出精英们所设想的社会。
三，威权主义：极度怀疑公民社会、独立媒体或任何可能挑战政府权威和专业的非政府行动主义者。
倨傲的精英和复杂社会情势极不搭调
他直言，上述信念不仅非常精英且倨傲，甚至和越发复杂的社会情势极不搭调。
“随着社会问题越发复杂，就没有绝对清晰的解决方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更加谨慎、时常检视自身是否存在偏见、决策上也不宜过早妄下定论。”
讽刺的是，近年来的局势发展恰恰相反：对于越发复杂的情境，人民行动党政府却越发坚持其核心理念，从当前对最低薪资制的论战中，就可见一斑。
他补充，政府显而易见的精英主义，也体现在把人民当作实现他们宏伟愿景的工具，例如小贩们面对的处境就是最佳例子。
小贩政策偏离小贩实际需求
“政府谈的都不是小贩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小贩们只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负担得起的小贩美食、“充满活力”的小贩中心，提升小贩生产力、打造只会国家和申遗等等。”
刘浩典认为，或许人们想想就知道，要达成以上目标，就应该视小贩们为可以作出正确决定的自主代理人。
每当部长要求大家“改变思维”时，往往是出自政府本能的家长式作风、对社会工程的偏爱以及专制主义的冲动。
他指出，对于其他群体和议题：低收入劳工、领福利的贫穷群体、担忧组屋价格下跌的中产阶级或哪些呼吁废除377A法案的群体— 政府对待他们也是一贯的精英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