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是国际终止性工作者受暴日。不过，社区式性工作者维权组织’X计划‘（Project X），却在当天接到一名菲律宾籍性工作者求助，他的顾客拒绝付费，还望她脸上砸硬币，令后者感到屈辱。

‘X计划’组织指出，根据有关求助的跨性别工作者叙述，当他告知嫖客要事前付费，后者就感到不满，拿出500元在她脸前晃，还炫耀自己有的是钱。

但完事后，原本同意付款的嫖客，又以不满意服务为由拒绝付费，还对着该名性工作者大叫：“菲律宾当选环球小姐很骄傲吗？妳很骄傲吗？我讨厌菲律宾人，你们都是渣滓！”嫖客离开前，还对她砸了一堆硬币，用轻蔑的口吻对她说：“妳只值这些。”

虽然在身心灵上都受到霸凌和伤害，但考虑到近期她的一名友人因调查程序仍与执法人员纠缠不清，致使这名工作者也不敢报警。

性工作者被霸凌个案的冰山一角

不幸的是，这只是‘X计划’收到的许多个案中的冰山一角。性工作者长期以来遭到客户、公众乃至执法单位的欺凌，使得他们不敢向举报霸凌者。

处在法律灰色地带

早在2016年，‘X计划’的新加坡裔兼职人员就在部落格指出，不承认性工作为正式职业，影响是深远的。处在法律灰色地带，有许多性工作者被施暴的个案未被揭发和举报。

性工作在我国属非法，但政府又允许他们在指定的红灯区经营，还获警方监督。不幸的是，他们因为害怕被警方提告提供性交易，即使身为受害者也不敢举报施暴案件。

在第69届“消除一切对女性歧视行为”的大会上，’X计划‘提呈报告，揭露在新加坡的性工作者面对的人权遭侵害和其实问题。其中一项就针对执法单位对性工作者的歧视。

有关报告称：“无照性工作者经常遭警方临检和诱捕，遭遇警方不当对待、受顾客和群众的霸凌，甚至无法诉诸司法权益。”

根据’X计划’在2016年收到的施暴举报，有24巴仙投报与执法人员有关，使得执法群体成为第二类较频繁对性工作者施暴的群体。

难以诉诸司法权益

警方对性工作者的不当行为，可能包括直接的身体、言语和情感霸凌，以及不公和歧视性的逮捕程序，例如特征归纳（profiling）、诱捕、不让他们接触辩护律师和翻译员等等。

其中一名移民跨性别者贝拉，就在报告中分享个人经验指出：“警方把他们当恐怖分子看待，在突击检查时毁掉他们的房间。我们不喜欢被这种形式当作犯罪分子看待。他们也会骚扰我们，但从不给我们准证和提供工作。”

连执法人员也不把性工作者当人看，致使许多性工作者被施暴的个案鲜少被报导。这些理应把他们作为公众一份子来保护的执法群体，亦同时是最直接和间接伤害她们。

在2017年，网络媒体《The Pride》的一篇报导就揭示，当一名性工作者因为被嫖客殴打而报警时，警方不但未伸出援手，还反问她提供性服务，可知罪？

新加坡性工作者的处境是惨淡的。他们难以获得任何部门或执法机构的帮助，致使他们必须忍受常人所无法容忍的各种可怕霸凌和施暴行为。

‘X计划’提醒，且不论他们的工作性质，性工作者也是人，他们理应获得基本的尊重，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得到应由的保障。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施仁乔（Cherian George）认为，虽然第一代领导人把“建设民主社会”的期许，载入《新加坡国家信约》，但是多年来其意义已经沦为空谈。

他形容，人民行动党比较属意的民主模式，是把公民“挡在厨房外，让专业的厨师来料理”。新加坡只实践透过选举授权的民主政府最简化模式，导致未能充分发挥民主建设的潜力。

他补充，公民在《信约》中不仅宣誓将保护和维护民主结构，同时也有义务不间断地参与建设民主社会的工作。

公民有责任参与建设民主工作

他把新加坡政府与垄断企业向比较，后者同时也是监管者，其地位甚至不受市场概念动摇。

“这种模式已经损害了决策的质量，政府作为国家建设者，这个政治本钱的损失本可避免。同时，婉拒公民的参与，似乎和《信约》所有国人都是国家建设者的呼声，显得格格不入。”

施仁乔也是南洋理工大学前副教授，在2014年8月到香港浸会大学执教。他受邀出席本月26日，于金沙酒店举行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IPS）30周年庆，与通讯及新闻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同台探讨《多元化管理的政治》议题。

施仁乔说，人民行动党具备的一项传统优势，是作为在不同竞争团体中普遍中立裁判的声誉。“因为在社会内部纠纷中，即便不一定喜欢它，至少愿意相信他这个裁判。在某种程度上，人民行动党是独裁的：至少它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独裁者。“

但他提醒，这种传统优势在今日已不再那么有效，例如行动党在移民课题管理不善，已损害了他身为国人利益守护者的声誉，致使她不得不在2011年选举后调整移民政策。

“选择性的干预”

在问答环节中，施仁乔则形容，行动党在处理特定课题，也显现”保守式进步主义”的政治光谱。

“一些推动进步议程的社运份子不是受阻、就是被列入黑名单，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就业前景。在某些课题政府已经选择站在保守团体这边，充当“有偏见的裁判”，去对付那些社运份子。”

不过，通讯及新闻高级部长普杰立医生则不认同施仁乔的说法，指出前述所提的许多议题，都涉及到作出社会能接受的务实的政治抉择。他认为，政府减少强制干预，人们在一些社会议题和进程中有参与感，至少是53年来的积极进步。

但施仁乔则反问，那么政府是否能在一些课题减少强制干涉？例如不需要去审查和干预那些想争取性少数权益、废死等各种课题的社会运动。

“如果政府有诚意让社会进步，那么政府就该好好观察，并且和社会一起同进退。让社群自己去进化，无需去阻挠那些想向其他市民宣扬不同理念的社运份子。”

君子和而不同   多元理念是社会活力

施仁乔说，他很肯定“站对边”的社运份子，不会在于相同的阻挠和惩罚。

普杰立医生则不认同国人追求多元政治理念上受到阻挠。“多元化是我们的优势，但必须以能成为国家力量的前提下管理，这确实需要信任感和为共同愿景合作的能力。”

施仁乔在稍早时，则希望第四代领导人在接手政权时能“对自己有信心”，降低对民间思想自由的阻碍。

他认为，深植社会和文化中的多元文化热情，远胜于表象民族服饰和多元料理的肤浅。不仅能让游客赞叹，更重要的是，让新加坡人理解到多元差异即是活力的来源，而不是被当作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