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year-old man related to Geylang homicide, arrested and to be charged on Friday

在上月26日，《联合早报》发布一篇由高级记者黄伟曼撰写的评论《一条无障碍坡道》，其中提及： “以目前围绕这起事件的舆论来评断，多数选民估计不太懂，也不太在乎在反对党区内市镇会与人协之间微妙的相处模式。 他们的思考逻辑很简单，即一条应惠及老弱残病等有需要者的无障碍通道的建造被拖延了，而若这背后可能有基层政治操作，那必然违反公平原则，在这过程中也牺牲了人民的利益，不能被接受。” 对此，工人党秘书长暨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毕丹星回应，针对上述第一段的说法，或许作者就已忽略，败选行动党候选人，仍能被委任为人民协会基层顾问，本身就有违民主。 至于是否公平原则，毕丹星认为，要探究人协在反对党选区的立场，不仅仅限于讨论对坡道建设的冷漠态度。他解释，败选行动党基层顾问不仅掌控纳税人的钱，他们的影响力更为深远和政治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他在昨日发布的脸书贴文列举其中一些例子：包括公民权仪式，由行动党政府委任的基层顾问主持，而在反对党选区，新公民是从败选行动党候选人手上领过身份证的，“难道总统旗下的公务员，或非政治人物来主持这类仪式，不是更妥当吗？” 至于市镇理事会靠“两条腿”：民选议员和基层领袖方能成事。市镇会不仅把建屋局权限赋予议员，也交予基层领袖。然而，如果不是在人协旗下的基层代表，行动党政府是不会予以承认的，反对党志愿者也不会得到基层身份。 故此，毕丹星指出在反对党选区，市镇会无基层代表；而基层领袖是由败选行动党候选人委任、受基层顾问管理的。 其三，社区设施改进委员会（CIPC）审批拨款，在人协缺席的情况，反对党市镇会只好依靠自己的盈余来支撑惠民项目，他指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多年来都是这么做；但与此同时行动党市镇会却可以透过CIPC拨款进行项目，而得以保持财政盈余。 即便如此，当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在2011年出现赤字，《海峡时报》甚至还质问“市镇会此前的300万盈余去了哪？” 最后，毕丹星反问，行动党在管理人协上，究竟政治和国人利益孰轻孰重？ “答案或许不言而喻，我希望更多记者和政治观察员，可以超越国内目前最著名坡道议题，看得更为深远，去分析拖延建设的政治机制。诚如“选民的逻辑”，建设性政治岂非更应着重公平吗？”

The Manpower Ministry replied in ST Forum today telling Singaporeans essentially the…

自今年1月23日就实施封城的中国武汉市，将在下月8日解封。湖北省政府也宣布，明日起武汉市以外地区恢复对外交通。 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中国武汉开始出现不明肺炎病例，部分患者来自武汉市华南海鲜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经营户。 本身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的李文亮，在去年12月30日和其他七名医生向外界发出防护预警。但此举却遭当地警方指责他“造谣”；此事后来也引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文非议执法机构，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并无法律上必要。 截至1月22日夜间官方宣布仅湖北省的感染病例就已经上升至444例，其中武汉新增62例，死亡8例。有鉴于疫情严重，武汉市宣布封城，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信道暂时关闭。 不过，此时疫情已出现扩散国外的迹象。我国也在1月23日，出现首起武汉冠状病毒（COVID-19）确诊病例，确诊者是66岁的武汉男子，较后他37岁儿子也确诊，所幸后来成功治愈出院。 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27日承认，低估了武汉冠状病毒的的致命性和对全球的威胁程度，并更正说，这种新型传染病对全球的威胁性由之前的“中度”调至“高度”威胁。 随后我国也在1月29日，限制过去14天内，到过湖北、或持有湖北护照的旅客入境、或在我国过境。当时官方表示，有约2000名曾到过湖北、或持湖北签发护照人士在狮城，不过有较高风险和最近曾到过湖北的人士，都会被隔离。 五天零确诊后，一名医生感染 迄今为止，中国累计确诊病例达8万1773例，累计治愈病例7万3300例，死亡病例3千283人。 尽管早前武汉宣称五天无新增病例，不过当地湖北省人民医院院本部的一名医生却成为新增确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指该医生近期在医院上班，不排除院内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