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6 March 2015

牵涉9.27事件的四人更换代表律师

有关9月27日,“还我公积金”事件诉讼案件最新进展汇报如下。 刘慧珠, 许友明, 蔡秀玲和吴义发, 四人在2014年12月与韩慧慧和鄞义林分开由不同律师代为抗辩。 他们的律师在2015年1月份较早时间向法院提交了代表信件给予总检察署但总检察署拒绝了他们的代表信。 据说,代表律师要求他们认罪, 并说这是他最好的劝告并支付一笔小额数的罚款。 他们的律师说,基督教青年會(YMCA)有70名证人可以上庭与他们进行对质。 他们的代表律师说假设他们不认罪,他将申请放弃成为他们的辩护律师。 刘慧珠说他们不可能认罪,所以要求律师提出要求与对方的70位证人对质。因此,在星期五的行审前会议中,他们的律师放弃当他们的代表。 拉维律师已经能够正式接手这四人的案件并着拍手进行辩护。案件也将在2015年6月开庭。 因为私人原因, 蔡小姐的辩护会另外处理。 六人被指在今年9月27日下午4至5时之间,在芳林公园和直落亚逸芳林公园联络所一带,与至少20个人共谋干扰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户外活动,对公众构成骚扰。他们涉嫌游行、大声叫喊、高喊标语和打鼓等。

刘程强:必须有一套完整培养本地人才的计划

工人党秘书长及阿裕尼集選區议员,刘程强在国会发表对2015国家预算案的演讲 2015年财政预算案是一个放眼未来50年的预算案,不论是未来技能中的各类计划、乐龄补贴计划,还是樟宜机场的发展,都是在应对新加坡所面对的挑战,规划国家的前途。 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成熟的阶段,我们的竞争对手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体,讲究的是高科技、高生产力和高经济效益。与此同时,我国是一个小岛,土地面积有限,本国人口生育率又低, 依赖大量输入外来劳动力来弥补经济上发展的不足以保持竞争力,不是一个能够持续下去的经济发展策略。这是新加坡在未来要持续繁荣与发展所面对的首要挑战。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以及世界整体经济的转型,世界经济火车头逐渐从西方转向东方,对新加坡来说是个契机,但也可能是个危机。如果我们错过了搭上这班经济列车的机会,而其他邻国在这个新的世界经济转型的时代里比我国发展得更好,远远超越新加坡的话,我们国家的前途将会黯然无光,我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会被打压。 因此,我认为,我国目前进行中的提高生产力和经济重组的策略是维护国家长远利益的正确途径。 然而,要提高生产力,使整个经济体更有效益谈何容易。因为这不只是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或者应用机器人就能达到成效,而是牵涉到人力资源的培养。这个预算案所提出的未来技能中的各类培训计划就着重于培养人才,加强整体经济效益。 一些人质疑投入这么大笔资金是否值得,在财政上花费这么大笔开支上是否谨慎,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计划。新加坡是否能够在未来的50年持续发展与繁荣就依赖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这项未来技能的计划,提升我国人民的素质和技能,在未来的高端经济领域里保持竞争力。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确保新加坡人在不同领域的职场上扮演主角,而不是配角。目前,在一些大企业里,我国外来人才的政策,似乎造就了在职场上,好些部门的主管和上层的领导都是外来人才,新加坡人则只是中层管理人员。许多夹在中层的新加坡人都觉得他们应该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但却无可奈何。 我认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是个计时炸弹,对新加坡未来的发展也是个严重的威胁。因为当新加坡人无法在自己国家的各个企业和机构里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时,意味着新加坡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主导权;同时也无法培养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来接班,成为各领域里的领导人。 我们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计划来培养本地人才,并以本地人才取代外来人才为最终的目标。就好像我们欢迎跨国企业来新加坡投资,目标是科技的转移一样。财政部长说未来技能中的领袖培育计划支持公司培养新加坡人,让他们能够在未来担当起企业领导的责任并成为公司的领导,我很赞同,也希望政府能尽快落实这项计划。 我国所面对的第三个挑战是贫富不均、收入差距的社会现象。经济高度的发展,分工更细更专,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工人得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以赶上时代和应付工作上的要求,但这也必然造成有无法赶上经济发展的国人。落在竞争后面的国人收入较低,到退休时必然面对生活的问题,再加上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生活成本高涨向来就不顾收入的差距,况且,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也未可预料;如果政府不向这些低收入的国民伸出援手,势将分化社会。所以,我也可以理解推出永久性乐龄补贴计划框架的必要。 虽然这个预算案可说为将来的繁荣与进步奠下基础,但是,预算案中的主要政策框架都是放长线钓大鱼的长远目标。关键在于接下来的历届政府是否有财政能力和政治毅力持续向这个预算案所锁定的目标前进,强化未来技能的政策,发展所锁定的经济领域,在先进制造业、应用保健科学,优化城市生活智慧方案、金融服务和物流与宇航业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果。 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别忘了,经济发展只是手段,目标是国泰民安,敬业乐业的社会。 政府照顾人民,才会使人民有安全感,也才会在心里上有家的感觉;有了家的感觉,就会有国家的意识。通过公平的税制,建设妥善的社会安全网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实施以新加坡人利益为核心的政策,才能构成新的社会契约,建立一个包容、宽容与互相谅解的和谐社会,从而加强社会的凝聚力,促进国人的团结;这样,才能切切实实地为新加坡打造另一个繁荣进步的50年。

新加坡最佳生活的年代

在1986拆除的国家剧场 The New Paper (TNP) 报道新加坡人希望新加坡的生活像当时70,80,90年代 (请在此阅读详情) 的确,对於普罗大众而言,新加坡最佳生活的年代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当时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推行了三大利民政策 “居者有其屋”、 “贩者有其摊”,和”驾者有其车“。那是个一般人民能够很从容面对高素质生活的年代,一间110平方米 大的四房屋子是2万多元。 60年代我父亲开始开霸王车,收入不稳定,一些电台《儿童剧社》的小演员,都曾经是我父亲负责接送过的。后来70年末期吧, 人民行动党政府开始颁发的士执照给所有的霸王车司机。 当时父亲以7%的利率向他的一个哥哥贷款,(当年银行汽车贷款是7.5%),终于买了他生平第一辆黄顶黑车身的私人的士。那是他个人拥有的,不属于任何机构,自己开车自己当老板。 父亲在当时正值壮年,勤奋开车,一个人每天驾驶12-14个小时的士,每个月赚取当时的4000到4500元之间,很有尊严的养活一家六口。 大概80年代初期,父亲还买了一间四房式的组屋,那是位于金文泰西二街大牌730三楼的一个角头单位,住家楼下就是一个很大的巴刹和小贩中心,非常方便,父亲当年选择以十年还清房子贷款。 不过,住了几年,因为楼上的邻居,经常故意在窗外用水喉清洗鸟笼,弄脏母亲洗干净的衣服,说了不听还想拿棍子要恐吓打人,因此,在建屋局的建议下,我们只好搬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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