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于利而行, 多怨──从部长薪金调整谈起

~by: 陳胤豪 ~
「政治职位薪金检讨委员会」最近公布的检讨报告，其中仍以企业界顶薪为计算基准的做法，引发争议。反对意见一方面认为新薪资的绝对数字还是过高，另一方面则认为标准不够合理，有违从政者的奉献精神。
委员会的主要考虑则是：薪金必须具有「竞争力」，以免「适当人才」对从政望之却步。（Salaries must be competitive so that people of the right calibre are not deterred from stepping forward to lead the country.）[1]因此仍旧必须与私企顶薪挂勾。为了体现从政者的「奉献精神」，薪金基准会在这个数额上扣除一定百分比，作为为民服务的「牺牲」。（Political service ethos entails making sacrifices and hence there should be a discount in the pay formula.）[2]
换汤不换药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项原则在旧的薪资计法当中已经存在。换言之，新计法其实沿用了自1994年高薪制度开始施行以来都未曾改变过的旧原则。唯原先的计法以六大专业（即：银行、会计、工程师、律师以及本地制造商与跨国企业总裁）当中最高薪的前二十四或四十八名为基准，取其平均数（average）或中间值（median）；本次调整则将基准扩大到前一千名，并不限任何企业。原先的三分之一「折扣」也被加大到40%。这个算法与旧制相较之下，确实较为「合理」，值得肯定。不过，正如许多评论文章所指出，这样的改革远不足以解决我国近来层出不穷的民生以及政治问题。
「人才」的定义
好的政府需要有好的人才。然而，人才不是用钱可以买回来的。委员会在确保会有适当人才出来从政的问题上只看到「钱」一个因素，只能说是眼光短浅。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才之凋零，其实堪忧：虽有「体育学校」，国家队选手还是要从外国「挖角」回来[3]；虽有「双语政策」，国人中文程度依旧每况愈下；交通服务不可靠；餐饮素质普遍下滑……在各行各业，不同领域之中，足以普遍受到国人肯定，公认为「好」的典范，似乎越来越少见。而国人对于怎样叫做「好」的概念，似乎也越来越模糊。最终只能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价值。
各界人才如是，政治人才亦然。去年大选，行动党推出的年轻新候选人差强人意的表现，益加凸显了高薪未必即足以吸引人才的事实。更重要的则是人才短缺问题。没有好的人才，再好的钱，也没有用。我国有四百万人，又不缺钱，为甚么竟培养不出一个土生土长，足以让全国人民尊敬与效法的典型人物？为甚么政府竟必须年复一年地引进「外来人才」来维持经济增长？没有好的运动员，就花钱由国外引进；没有中文人才，就开门让多几个有中文底子的人移民进来；难道说，没有好的政治人才，也要利用高薪来寻求外援不成？其实，我国并非缺乏可造之材。拿去年大选反对党的表现，以及近来网上许多政治评论文章的素质，即可应证。问题是，当政者是否具备赏识他们的眼光、提拔他们的胸襟以及重用他们的胆识？国家究竟如何看待「人才」？对于真正好的人才，又有多重视？
薪金检讨委员会对高薪原则的坚持，足以反映我国这十八年来，政治人才的遴选标准其实未脱以「收入」来衡量「能力」的狭隘定义：有能力的人必然能够赚大钱，因此，如果不以具「竞争力」的薪资吸引他们，就不会有好的人物出来参政。这样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下层社会，就变成考试引导教育，分数决定人的价值的学习风气。更有甚者，在某补习班的宣传广告上，竟把教育目的形容为「让孩子得以在企业界领先一步」（to give your child a head-start in the corporate world）。[4]换言之，学业上的好成绩也只不过是将来能够赚大钱的一个跳板而已。近十年来尝试将使教育多元化，并把评估标准从学业成绩移开，转重视专题作业、课外活动表现等的改革计划，可谓白费心机，弄巧反拙。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行动党政府对「人才」的定义过于狭隘，只看见钱，以为钱可以决定一切，却从不重视国内各方面的人才，为其营造自由发展的空间。政治领域，尤其如此。因此，在政府的领导下，一般国人很难看到追逐成绩与高薪以外的其它可能性。这样的社会风气，对逐步转向「知识型经济」的我们来说，只会是个隐忧。无怪乎政府必须不断引进外来人才来填补国内的空虚。然而，这样的社会风气，却是行动党政府见利忘义的政策所一手造成的！
「牺牲」的吊诡
根据委员会报告书的说法，当国人以「奉献精神」责问我们的政治领袖时，也许他们会这样回答：「我们的薪金已经打了折扣，这就是我们的奉献！」有几个国人会信服这样的答复？游戏规则是当政者自己定的；薪金一开始就已经是个高得离谱的数额。在这个数额上，打个折，然后告诉人民说：「这就是我们为民服务所做出的牺牲！」然后继续领着全世界最高的工资，鱼肉百姓。谁会信？有趣的是，这些人还有脸说：「如果再少一点钱，我就不干了！」自恃才高，精打细算，尚未就职，就已经对自己的经济损失耿耿于怀，目为「牺牲」。这样的态度，只能叫做傲慢。就算才干再好，也做不了事。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来担当要职吗？
并不是说，我们在位的所有政治领袖都必然抱着这样的态度在工作。问题是，作为一个国家机构，我们的官僚体系为甚么需要纵容，甚至是维护这种态度？还为这样的人贴上「贤才」、「好人」的光鲜标签！这对国家有甚么好处？对人民有甚么好处？说穿了，我们只是在鼓励一群唯利是图，见利思迁，斤斤计较的斗筲之辈出来从政而已。正如王惠楠博士所说：
一个好的政治领袖应该是个可以为了实践自己的道德信念而不顾一己之性命、自由或钱财的人。如果一个人会因为钱不够而不愿意服务自己的国家及人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位好的政治领袖？
A good political leader should be one with a strong moral conviction to do what he believes in without regard for his life, liberty or monetary reward. If a person is deterred to serve his country and his people because the money is not right, how can such a person be a good political leader?[5]
若行动党因为这样的举贤政策，结果引来一群乌合之众，最终害它大选失利，则其失小；若由政府带头纵容，并且首肯这样利益挂帅的态度，结果培育出一辈目光如豆，自私自利的新加坡人，终究必将先贤基业毁于一旦，则其失大。李光耀先生忧虑说，不知道新加坡再多五十年后，还会不会存在？殊不知，问题正出在他自己的党重私利不重公益的施政方针以及过于狭隘的人才定义上。
民怨的根源
委员会既然是为协助政府消解去年大选所涌现的民怨而成立的，欲评定其报告的有效性，就必须回到民怨上来谈。人民不满的事情，好像很多。从房屋到交通到外来移民等等，层出不穷。部长薪金只不过是众多议题当中的一小环节。人民为甚么会不满？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政府太不尊重人民，凡是皆以自己的私利为优先考虑。这次的委员会报告书，在选举教训以后，竟然还坚持保留十八年以来以私企顶薪作为基准的原则，并文饰之。其中以收入来衡量才干，把贪婪掩饰成「牺牲」的说法，正是不重视人民的表现。其实，如果国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生活无虞，谁会去关心说，我们的政治领袖每月领多少钱？如果当政者确实真心诚意在为民服务，为民解忧，又有谁会忍心亏待他们？正是因为当政者凡是皆以「利益」为考虑，斤斤计较，对下层百姓一毛不拔，对民间疾苦视若无睹，所以才会有民怨。
更糟的是，当政者这样的施政态度，已经在社会上形成风气，使得原来朴实勤俭的社会变得奢华浮夸，唯利是从。交通业者可以为了「股东利益」肆意涨价，却无法维持服务水平。服务业者可以为了公司利益解聘经验丰富但工资偏高的本地工友，改聘毫无经验而工资低廉的外籍劳工，反要求本地工友再受训，然后接受一份工资较低，而自己又较不熟悉的工作，以致整体服务素质下滑。教育业者公然向孩子们灌输以追逐成绩及钱财为终极目的的人生理念，使学习沦为争名夺利的阶梯。社会各行各业各阶层皆交征以利，以图自保，而老百姓的生活，终必难安。
如何才能扭转这个局面？唯有政府能够带头将私利舍弃，拿出诚意来造福百姓，让所有国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施展平台，发挥一己之长，丰富国民生活，为国家做出贡献。唯有如此，庶几可以扭转局面。而放弃高薪原则，让所有有能力的人都能够先以谦卑之心来接受人民的委托担当重任，其实可以是迈向转变的第一步。可惜，现任政府已经错过机会了。